【背景材料】

    一、《诗经》的编排分类

    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太）师》中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年）之前。

    二、《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洧》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鄘风·相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兴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诗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芣苜》；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萧萧”“胶胶”都是叠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