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事让人唏嘘不已。当年如何，今天如何，很让人有变化何其大的感受。不过，如果纪念不过是让人如此唏嘘一下，或者再进一步，由此而表一下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我想都未免简单了一点。

　　《新京报》12月14日回顾改革史的报道，是揭秘1978年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一度被批为“卖国主义”。1927年，可口可乐就已经进入中国，1949年退出中国内地。近30年后可口可乐返回中国，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我曾经看到资料，可口可乐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尤其是法国的行销，也曾经有过相当艰难的历程，不过那主要是其销量越来越大时，遇到了基于文化心理的抵抗，而非强制性的禁止。在中国，一种饮料的退出与重返，则是高度政治化的事件。因政治而退出，因政治而重返，政治塑造的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去与来，更重要的是一整套观念。

　　在重返之前的几十年，中国人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多与美国兵在一起。这样的图像传播，固定了一种想象，可口可乐便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码。其实，即使没有这样的图像固定下来的观念，可口可乐也会因为产自美国行销西方而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符号。

　　今天，我们当然不再把可口可乐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不会给喝可口可乐打“卖国主义”的标签。不过，我觉得更加值得唏嘘的不是今昔对比，而是观念的返祖现象是一个多么容易产生的过程。

　　把某种西方商品赋予保国卖国的观念意义，本质上讲是观念的象征性物化。这种做法，应该说至迟在洋务运动之时，已经被颠覆。从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到洋务派兴办实业，对西方物品的意识形态赋值已经在体制层面得到了剥离，就连西太后都不认为这些物品是洪水猛兽了。义和团运动灭尽一切源自西方的东西，包括铁路和电报局，一方面演示了最粗鄙和极端的“反洋”行为，一方面也因其粗鄙和极端而成为“器物爱国主义”的回光返照。事实上，中国的观念进程不只是走出了“器物爱国主义”，而且维新运动以后，就已经进入了制度、文化的全面革新阶段。

　　当可口可乐重返中国时，面临的又是怎样的观念现实呢？上海，这个曾经最开放的中国口岸，1949年前曾有过可口可乐生产线，也是中粮公司引进可口可乐的首选生产地，此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可口可乐生产线无奈地落户北京。

　　在北京落户，仍然面临“卖国主义”的问题，中粮公司为此专门写出报告，开放了，外国人来多了，需要喝可口可乐，中国产可口可乐含有国产桂油，还可以助我们掌握饮料罐装技术等等，才获高层批准。此后又有媒体用内参形式反应“可口未必可乐”，浪费国家外汇，有中央领导批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直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准内销。

　　讲改革开放，如果仅仅是今昔对比，哪怕坚定了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岂不只是“忆苦思甜”？三十年前，我也经历过“忆苦思甜”。那时候我很小，无苦可忆，但有甜可思，虽然三餐往往吃不饱，还是被告知已生活在蜜罐子里，听老贫农忆苦，想着自己生活很甜，并从而坚定起“继续革命”的心愿。

　　超越这种“忆苦思甜”模式吧。自近代史以降，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人逐渐放弃“器物爱国主义”、“制度守成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应是重大成果。而很短时间里，这些成果又可以一朝而全盘倾覆，政治兴革可以使人的观念瞬间进入全面返祖状态，而再度回复常识则需要几十年。

　　我想，当年的人们也曾经有过“再不会有谁认为洋货就是祸水”的信心吧，结果又怎么样呢？今天，哪怕已是“全球化”时代，“器物爱国主义”仍然不时会混杂虚妄的亢奋，以“抵制外货”的形式回来。这便是发生在引进可口可乐三十年后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当思精神返祖现象在中国将会是长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