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中学历史书中，岳飞和文天祥等不那么得到歌颂了。不像我们读中学的时代，他们都曾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英雄。我有时与学生（大学生）开玩笑说，岳飞、文天祥（更不用提史可法）不好讲了，我们就讲王昭君和文成公主吧，反正中国历史内容非常丰富，需要讲什么就有什么，不会没有东西讲，就怕没有时间讲。这个玩笑反映出，我们关于历史上爱国和卖国的见解发生了变化。在近代史上，我们关于爱国和卖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的形象比以前我们所知道的要好得多了。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关于爱国和卖国的看法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久前，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葛剑雄还发表文章，谈到他最近不幸被批“卖国”的经历。[1]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仅中国如此，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也都差不多，“爱国”、“卖国”的标签随便贴，这种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做老师的有责任帮助学生认识这个问题。历史老师在这方面应该比其他学科的老师做得更好，但要做好这个工作，首先自己要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先把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或现实中的“爱国”和“卖国”的行为分分类，然后再看看有“爱国”或“卖国”之争的事件或言论属于哪一类。

1、明眼人一看就能确定的卖国行为。如汪精卫之流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中为侵略者服务，我们称之为汉奸；再如秘密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通常称之为间谍。

2、在列强的高压下某个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如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在历史教学中，把此类行为称为卖国，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历史教育主要有一种警示后人的意思。但我们知道，此类卖国行为与汪精卫之流叛变投敌还是有区别的。进一步的甄别还会发现，各种卖国行为的卖国程度也有区别。有的是出于无奈而签订卖国协定，有的纯粹为了维护小集团（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总的说来，在殖民主义者面前统治者中只有小数人能维持民族气节，大多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卖国行为。但这

3、通过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私利。这种行为往往打着帮助政府搞好与外国人的关系或打着民族经济发展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历史上的许多买办，就是这样的一些利益团体。但这种行为要与主张改革开放，追求国家富强分开。这里主观追求将成为很重要的划分标准。

4、革命者或改革者的某些非常措施，也会引发爱国或卖国的争论。在革命或改革的某个时期，为了某种需要而采取某种措施，可不可以？比如，1898年底，在西班牙殖民大军的重压下，以阿奎那多为首的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签订《破石洞条约》，阿奎那多同意放下武器，停止军事行动，解散新政府并流亡国外，但他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那里获得几十万比索作为补偿，为后来东山再起准备了一些资本。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的简单地称之为“向敌人投降”，但也有的称之为“与敌人妥协”。[2]杨奎松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还曾提到这样的情况，摘录于下，供大家参考：“熟悉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孙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1894年的广州起义。问题是，1894年孙发动这次起义的背景是什么？是中国正在经历着中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且，孙中山不仅选择这个时候发动起义，他还想要利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结果，这边日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那边孙中山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给中国的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尽管日本政府这时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求，孙所发动的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无疑留给后人一个颇多困扰的问题：即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时候邓世昌他们更爱国的话，那么，孙中山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3]

5、某种主张或政策，在开始时通常被多数人视为卖国，但被后代视为爱国。也就是说，一些不是卖国的行为一度被说成卖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就是此类问题。比如，

（1）林则徐等人主张学习外国被同僚诬为“卖国”。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是受到当时人好评的，但他也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对此，清廷诸多官僚都不以为然，甚至声讨他，说他是汉奸。当时为林则徐叫屈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4]

       （2）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事件批周恩来总理“卖国”。上世纪50、60年代，鉴于我国经济活动的增加和航运能力的不足，而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又不高，周恩来总理确定了“造船为主，买船为辅”的方针。1974年9月30日我国自行制造的风庆轮历尽风险远航欧洲归来，返回上海港。江青等借题发挥，发表大量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周恩来的主张是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面加上批语，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她还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接着，“京沪报刊上有关‘风庆轮事件’大批‘卖国主义’的通讯、评论、诗歌、小说、故事、说唱，连篇累牍，连绵数月。”[5]

    （3）创办特区是办租界，特区土地出租是“惊天卖国案”。有人在一篇回忆我国特区创建时的文章说道：“对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非议很多，有人还发来一本《租界的由来》的小册子，似乎办特区就会办成租界、殖民地。有人还指责厦门为美国一烟草公司来料加工‘骆驼’牌香烟，是‘卖国主义’。特区发展遭遇的阻力之大，一般人难以想象。”[6]1980年深圳方面与香港妙丽集团的刘天合作。双方通过谈判，深圳出地，妙丽出资，利润按深房85%、妙丽15%分配的方式合作，一年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这一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文章，“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7]

（4）“对日新思维”是卖国。六年前，一名中国学者因提出“对日新思维”而遭到炮轰，被网民称为“汉奸”，有人甚至将他的文章与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并列（后者提议蒋介石与日本和谈，并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这位学者当时不得不背井离乡远遁香港。但六年后的2008年中国发生的一场大地震，使很多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中日两国‘灾难中的携手’，无形中拉近了中国人的情感距离。”[8]这位学者的看法最终能否能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接受，那是一个回事，但我想他提出上述建议并非出于卖国之心，那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类似的材料网上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此类极容易引发爱国与卖国之争的行为并非中国独有，它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1962年，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后，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他深知，要搞经济，就需要引入大量外资，这方面离不开日本这个近邻；而要引入日本的资本，就必须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此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说他“卖国”。40多年后，即2008年中，新当选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决定重新从美国进口牛肉，又激起了一场“爱国”和“卖国”的风波。一则报道说道：“牛肉一开禁，民情激愤，打着关心公众健康的名义反对美国，讨伐政府。甚至骂李明博‘卖国’，把他和1910年向日本帝国主义低头的大臣相提并论。李明博的支持率甚至跌到了20%。”[9]还有，“9·11”后，美国把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在核问题上不断对伊朗施压，使得伊朗前总统哈塔米那样主张同西方、美国改善关系的人，在伊朗国内带上了“卖国”的恶名。[10]

所有这些行为，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最近发生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卖国”，其中大多数行为或主张后来都由“卖国”变成了“爱国”。还有一些事情，虽然不一定“爱国”，但严格地说也谈不上卖国，比如不愿参与抵制某某国家的商品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原因多种多样，比如顽固派把它作为保持自己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当事人真正把它们作为卖国来看待，因为任何改革都包含着改变祖宗之法的意图。但总的说来，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遭遇特别有关。有两点特别重要：

1、由于非西方国家走向近代的过程，是一个与殖民主义者斗争同时又向殖民主义者学习的过程，从而使“爱国”和“卖国”常常变得难以区别。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我们一方面要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学习敌人中那些有助于国富民强的东西，有点踩钢丝的味道，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卖国。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先生有一段话栩栩如生的说出了这种尴尬：“‘救亡’成了近代历史的第一主题。虽然我们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但总感到‘先生’很可恶，老欺侮‘学生’。[11]

要斗争，要救亡，就必须把斗争对象看成魔鬼；要学习，又必须把敌人当成朋友，而且要虚心，要老老实实，有时还得毕恭毕敬。比如，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留学生回国后要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需要照搬西方的某些做法，这就有“卖国”之嫌。有些行为，从表面看真的不太容易区分是“爱国”还是“卖国”，也就是说两者有相似之处。比如，租界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出租，再如军阀出卖国家利益与正常情况下与先进国家签订各种可能带有某种妥协的条约。这样一来，主张学习的人就很容易被说成“卖国”，而真正的卖国行为可能也会比较容易伪装成学习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且，要向人家学习，只讲斗争不讲妥协是不行，因为这不是敌人要你学习，而是你自己感到必须向他们学习。近代以来，只要是学习，即使是大家公认的爱国政策也或多或少包含着妥协的成分。规则是发达国家制订的，要开放，要学习，你就得接受他们制订的各种所谓的“游戏规则”。在一个民族尚缺乏自信以前，特别是在敌人还在赤裸裸地掠夺或残杀或剥削我们的时候，进行这种妥协特别容易造成“卖国”的印象。这时候，只有铁腕人物才有可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2、开放政策可能导致旧有道德原则的崩溃，还会危及民族文化的生存。守旧派充分估计到革新的后果，看到它必然会引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见到的，不管是出于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或担心政治动乱或其他原因。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认为西方文化有可能取代中华文化而反对开放的。这两种人往往混杂在一起，反对改革。中国自近代以来，卖国的指责声一直不绝于耳。这种声音既来自守旧派，也来自左派，还会来自因开放政策而受到打击的阶层。被攻击的行为，有的确实是卖国无疑，但有的可能是适当的妥协或只是一项简单的开放措施。所以，“卖国”一词有时已成为不同利益阶层反映自己心声的一种方式。今天，它又成了反全球化论者的一种思想武器。大概只有到“学生”真正与“老师”平起平坐的时候，这种声音才有可能衰落下去。

 

1、在很多情况下，卖国论者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批判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从事历史教育的要冷静地加以分析，不要跟着乱起哄。评价鉴于“爱国”、“卖国”之争的复杂性，“卖国”论者的理论往往有更多的说教的性质，我们要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评价他们所批判的事情（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还要看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卖国与爱国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我们要紧跟这种变化，不要过分超前，也不要顽固守旧。一般说来，国门打开之初，主要是争论要不要学习外国，接着是争论如何学习外国。主张学习外国的人开始时一般总是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其他的不能学。中国有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人有所谓的“和魂洋才”。[12]但到一定的时候，这种认识又不够了，因为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与他们的文化（或制度和价值观）分不开的，所以只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效果不是很好，于是又提出学习他们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问题。而且，基本原则解决不意味着如何学的问题也已解决，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之类的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而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由于什么可学，什么不可学的争论在不断变化，过去不可学的东西后来认为应该学习；所以一些过去认为是卖国的行为，后来往往不认为是卖国的了。林则徐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徐继畲介绍英美等国情况，再也不会有人骂他们为汉奸了。改革开放已经过了30年，创办特区也不太会有人再批之为卖国的了，即使在一定年限内向外商出租土地，这种政策也大体已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还有一些涉及价值观上的变化也在悄悄发生。比如，志愿军被俘人员，过去都被作为“卖国”来处理。最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篇文章，讲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指挥员吴成德（志愿军第三兵团第60军第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命运变迁。当年180师被打散后，吴成德和部队在敌后坚持14个月后被俘，回国审查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任副场长。在那个年代，“‘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但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全面规定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重新审查、正确处理的办法。1982年3月吴成德恢复党籍，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他于1996年3月去世，享年78岁，薄一波、柴泽民等老首长向他献了花圈。[13]对李鸿章的“卖国”的认识，近年来的所变化，也是因为我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发生变化所致。此外，像民权、民主等概念都已被我们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在过去都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

3、“爱国”与“卖国”评价标准的变化，与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民族自信心的增长有关。前面讲到的韩国学生骂朴正熙与日本建交为卖国，现在韩国发展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人会认为与别国建交是卖国的了。中国也是这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郎平率美国女排回中国与中国队鏖战，打败了中国女排，虽然有人指其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但网上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是20年前，肯定没有几个人是不同意这种指责的。

4、“爱国”、“卖国”之争有时有消极意义；但在新形势下，“爱国”、“卖国”之争还是需要的，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这种争论。

当前的一个新特点是，确有一些与国外有特别联系的人，为了自己的或小集团的利益不异出卖国家利益。郭京毅是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在参与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制定与修改的过程中，一边拿了利益团体的好处，一边在法律中为这些利益团体夹带私货。在这个案子中，政府官员、外资企业和律师共同谋划捞取好处，损害国家利益。[14]去年，我国的一些重要刊物不断暴露这方面的情况，如《瞭望新闻周刊》、《半月谈》等。《瞭望新闻周刊》有一篇文章讲到：“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15]还有消息说：“一个探明储量130吨的金矿，按照时下黄金市场价格 ，价值怎么也在260亿元以上，可是，澳大利亚的澳华公司却几乎没花什么钱就拿到了这笔巨大的财富，这样的怪事不仅发生在贵州，云南的另一个特大型金矿也是以很低的价钱落到了境外资本手中……金矿控制权的流失只是矿产资源流失的冰山一角。（5月6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16]

对一些利益集团借开放之机为一已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的卖国行为要有充分估计。对于种种危害国家的行为，虽然网上有叽叽喳喳的关于卖国的谩骂，但实际上他们的影响有限，而掌握话语权的人员中，有的与西方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往往受过那儿的教育，对某些问题的危险性缺乏警惕，有些人还可能与西方公司存在不正常的联系，所以需要监督。

    总之，在“爱国”、“卖国”的问题人，历史老师有义务引导我们的学生学会冷静地评价各种各样有争论的行为或主张，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工作之一。

 

      

现在许多人在谈论人文精神的失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是现代化的产物，那么现代化过程怎么又会造成人文精神的失落呢？人文精神的培养，应该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作为历史老师，我们应该在这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人文精神指的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我觉得应该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开始的，大体上相当于现行大学历史系世界通史教材关于文艺复兴的一章中所讲的“人文主义”（humanism）。大意就是重视人性和现世生活，反对神性和和来生观念等。文艺复兴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恢复古代希腊、罗马的学问来反对中世纪基督教所主张的一整套反科学的，宣扬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学说。近代自然科学、近代工业可以说都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从唯物史观来看，它是当时意大利出现的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后来它被称为人道主义，当代更多地是称为人本主义。关于人文主义的其他细节，有兴趣的老师们可以查一下各种世界通史或有关的思想史，任何谈论文艺复兴的书都会讲到人文主义是什么，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精神，与前面讲的人文主义有相同之处，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时代不同了，就西方本身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具体含义也有变化，何况东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也与西方文化传统不一样。但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其基本的内核就是以人为本，所以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也可简单地归结为“以人为本”。说得详细一点是：热爱生命和现世的生活（这不是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因为教会在宣传来生观念和禁欲主义，而是因为现代生活中考虑自杀或随便剥夺他人生命的现象太多了）；相信人人平等，尊重他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的基本权利；爱护我们的环境，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追求知识和自身的完善，但对科学本身持一种科学的态度。科学知识只能用来提高人类的福利而不是其他（如不能像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那样滥用科学知识，通过损害他人的重大利益，包括他人的生命，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概括为：爱国、爱世界，尊崇知识和生命，有正义感和利他精神。

不仅从物质或技术的层面讲，500年来人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某种角度看，几百年来我们的人文精神也是极大地增加了。比如，从发达国家来看，对弱者和穷人的关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对残疾人、儿童和妇女的关照也达到了人类从未达到过的水平。几年前上海一家报纸谈到了法国对儿童权益的政策，其保护之周到让人赞叹不已。[17]再如，世纪之交的英国政府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英国5800万人口中有100万成年人从未工作过。我相信，这100万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是得到保证的，其生活水平比我们的穷人肯定好得多。上面这些行为，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是不可能出现的。再从历史上讲，1864年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禁止枪杀俘虏，二战后一些战争的决策人开始注意不轰炸居民区等，这些无疑都是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被称为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受惠者首先是广大普通百姓和普通士兵。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能说明人文精神的增加，那就是有能力、有条件谈论和欣赏人文精神和高雅文化的人口极大地增加了。过去，这只是小数人的事情，而现在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人文精神，谈论高雅文化的欣赏问题。

上面讲的都是几百年来人文精神取得的重大进展。从这些事情来看，人文精神确实一直在发展，比过去更多、更普及；而且从目前各国越来越多地关注穷人的生活来年，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但我们还是必须看到另一个方面，即近几百年来，有许多事情让人对人类是否在进步感到怀疑。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南京大屠杀，神风特攻队或当代的人体炸弹，还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破坏了多少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这些到底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暂时倒退，还是无法遏制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关心，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毁灭，特别是具备越来越大的毁灭能力，这些确实让人感到，人文精神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我这里仅举二例：

1、那种以人文精神为最高培养目标的教育消失了或几乎消失了，功利性的追求越来越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目标。

我国一部权威的教育思想史曾这样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人文主义者从提倡‘人性’出发，批判经院主义教育，提出了对于健康的、积极的、乐观的人的崇拜，将人的身心或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18]这样的教育目标今天只存在于一些空洞的理论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我们除了看到一些人文学者的微弱的呼吁外，再也不会有一个学校会这样做，要不它也招不到学生。就以英国来说，这样追求的时间也不长。到17世纪中后期，古典语言的教学在英国就受到了冷落。担任剑桥大学希腊语教授的艾萨克·巴罗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只雅典的猫头鹰，被赶出其他鸟类的伴群；而自然哲学的课堂却总是满满的。”这门课教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学生。于是这个巴罗教授于16, 63年辞去该教席，改任新设立的卢卡西数学教授的席位，成为牛顿的前任。[19]这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应用技能的发展，这主要是靠应用技能的教育来实现的。这也是摆在所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难的选择：是着重培养学生拥有高尚的精神和追求，还是着重让学生拥有谋生的技能？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吗？当代的许多教育家都希望鱼和熊掌兼得,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早已不一样，因为“精神”是软指标，而专门技能则是硬指标，正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大学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志。大学校长也需要政绩，而政绩主要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支撑。在我国，某某学校培养了多少官员或多少高级别的官员，已成为学校师生十分引为自豪的事情，这一点只要看看一些校庆宣传材料就行了。

早在19世纪上半叶，正当英国接近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中发出令人震撼的感叹：“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他还说：“当整个国家‘忘记上帝’的时候，当整个国家仅仅只在乎金钱和被金钱所主宰的时候，再下一步便不是踏在地上，而是悬在深不见底的深渊上空，它不跌进深渊，除非是引力定律忘却发挥自己的作用了。”[20]20世纪20年代斯宾格勒预测，在西欧，“文化”将在更大范围内让位于“文明”，并且劝告我们说，如果想顺应历史潮流，大家都应成为技术人员。[21]这个预测并没有错。不久前，从网上看到一个美国教授批评美国MBA教育的文章，真有点淋漓尽致：“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已日益成为一种缺乏人性的处理数学公式的伪科学。这种经济学已经征服美国的商业教育，并已与贪婪至上的强盗贵族文化相融合。美国的MBA教育要求工商管理硕士们把普通雇员当成可任意使用的成本，并要求他们不加批判地轻信这一福音：公司只为报答抽象的股东而存在。”[22]

2、科学与人文及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区分与对立越来越明显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那时科学龟缩在人文的大旗下感到十分满足，是绝对为人文主义服务的。但在以后的发展中，科学与人文主义的统一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各个领域专业化的发展，一个人再要掌握那么多的知识已经不可能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分工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和实用的追求日益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毕竟谋生和发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更加重要得多的东西。19世纪末，尼采大声宣告了这种冲突。上世纪30年代，胡塞尔宣称：“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他还说，那时候，人们对“文化危机”发出了“普遍的悲叹”。[23]

20世纪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离已经全面形成，西方关于两种文化的争论也已全面铺开。英国的查·帕·斯诺论述了“两种文化”的理论，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的冲突及后者取得的节节胜利：

 

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是科学家，并尤以物理科学家最有代表性。双方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还存有敌意和反感，但大多数是缺乏理解。他们对对方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情感的层次上，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非科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家是粗鲁傲慢的……这是另一种人的代表人物卢瑟福的吼声：“这是科学英雄的时代！这是伊丽莎白的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听到过这样的吼声和许多其他稍微温和一些的说法；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怀疑，卢瑟福正在取代着莎士比亚的地位。[2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半叶，正当人们在讨论“两种文化”的冲突时，科学家内部开始出现一种“失衡现象”：从事应用研究的“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而愿意终生从事艰苦的理论研究的人在减少。前面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知，这正是理论科学的本质。如果带着强烈的经济利益的渴望来研究理论科学，即使不会马上造成理论科学的终结，也会给它带来很多麻烦。但愿意以求知的态度来从事理论科学研究的人已经越来越难能可贵了，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长期来，东方各国的科学家的动力，一个是求知，另一个是爱国。在今天，一般说来，恐怕两方面的动力都已经弱化了。

上面的例子说明，文明总是两方面的，进步与退步并存。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精神的进步越来越大，但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简单点说，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性质造成的。市场经济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创造了其前人类根本不敢想象的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它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谁在这种竞争中落后，谁就倒霉，谁就要挨打。关于市场经济的这种性质，马克思曾称之为“异化”（英文为alienation）。最早较系统地阐述这个概念是的德国的黑格尔。年青时代的马克思用它来指这样一种现象：机器的发明原来是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的，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它反过来支配了工人，工人成了机器的奴隶，而不是机器的主人，这就叫异化。现在看来，这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本质之一。

我们现在看到的“异化”的现象真是太多了。比如，财富本来是为了让人日子过得更美好，但在市场经济下，一些人已经把财富的积累视为自己的终生追求，至于积累财富是为了什么，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搞不清楚，他只知道财富越多越好，至少许多贪官都是这样。古人云：“广厦千间，夜眠七尺”，已经很少有人懂这里的道理，就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中有许多其实并非真的理解它的意义。

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那就不可能再考虑自身的完善，追求新知等问题了。最早对这系统地提出抗议的是19世纪末的尼采，周国平先生曾这样描述他的抗议：

 

尼采所关心的始终是文化。文化是人的精神播种、开花、结果的园地，是人的心灵的展现，是人道实现的场所。可是，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文化也商业化了。古希腊文化的骨干是竞技，罗马文化的骨干是战争，它们是力与美的赞歌。现代文化的骨干却是商业。商业只问消费，不问人的真正需要。它甚至制造消费。科学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政党乃至整个时代都卷进了贸易之中，供求关系决定一切事物的价值，市场价格的支配成了整个文化的特性。市场，到处是市场，“没有市场上的喊叫和嘶嗄声，如今便没有天才。——这对于思想家当然是一个坏时代”。[25]

 

由于对财富的追求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追求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狭窄，或者说越来越缩小到金钱与物质财富上来，对名誉的追求也越来越与物质挂钩，越来越成为追求利益的一种手段。求知也是这样，许多人看一本书，首先要问一下它有没有用。许多大学生听老师讲课，首先也是问老师讲的东西对我有没能用，而不是思考老师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知灼见。古希腊人提出的“日心说”、“原子论”，要过2000年或2500年后才变得“有用”，这样的人在今天可能会没有饭吃，但当时德谟克里特之类的人是受到社会高度尊崇的，因为他们提出来的东西尽管“没有用”，但被认为是“知识”。知识在古代希腊是受到极大地尊敬的。

这种情况可以说与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求知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跟随麦哲伦进行环球航行的意大利人毕加费塔就是这样。1519年他作为教皇驻西班牙大使的随从来到西班牙。这时麦哲伦正在从事环球航行的准备工作，他知道这件事情后就要求大使帮他说情，让麦哲伦同意他加入航行的队伍。他在麦哲伦航海记的开头写下了这一过程：“我从读过的许多书中知道了许多事情，同样从各种不同的人中了解了许多事情，这些人与老爷（他侍候的主教）讨论了海洋上那些伟大而稀奇的事情。我准备……去经历和亲眼看看那些事物，以便我可能因此使自己得到一些满足，以便我可能为后代赢得一些名声。”[26]这样纯粹为了声誉，为了求知而从事如此危险或如此不可测的活动的精神现在确实越来越少了。

不仅个人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越来越功利化，政府也是这样，因为在国家的层次上存在同样的竞争。我们知道，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长期以来，国人的追求都聚集在救国上，也就是说，现代化首先是为了救国。实际上，西方各发达国家当初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是这样。在西欧，15世纪时实际上形成了互相竞争的局面，它们只有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才可能生存下来。在以后的几百年中，一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现代化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国力，而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军事力量。即使一些国家在现代化的某个阶段暂时把军事建设放在较将要的地位，也是为了积聚实力，以便不久后可以在军事上大展宏图。

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卷入发展经济和研制最新武器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本身发展的关注一再被置于将要地位。所以，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文明”，但这个世界上的人却变得越来越重视眼睛看得到的利益。因为政府需要以此鼓励自己的人民去从事更多的创造发明，去制造出越来越先进的武器，谁都知道这样做很成问题，但现实的需要迫使人们这样做，谁不这样做就要倒霉。就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开始是更多地是采用“爱国”的精神来鼓励自己的公民这么做，但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这同时也是一个功利性的追求日益强化的过程，它们不得不更多地采用物质鼓励的办法。其结果是，从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功利性的东西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人文性的东西虽然努力保持自己的位置，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让出地盘。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理科教育也出现了“危机”，因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确实很辛苦，而且报酬有限，这引起了这些国家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在科学技术领域，人们越来越追求能及时带来功利的技术，而日益冷落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十分辛苦而且收入总是有限。但有识之士都知道，科学不发达，技术肯定上不去。如何才能让人们喜欢科学研究呢？这似乎是西方人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光靠物质刺激，其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发展的动力是求知，同时也是日益发展的技术对基础科学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的结果。只用物质刺激能解决这种问题吗？科学研究是需要终生追求的事情，不是像竞技运动员或其他某些行业那样在若干年内就可能达到顶点。实际上，终生的追求也不一定会出什么有影响的成果。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从事科学研究，很可能他什么成果也没有，或者他略有成果便会忙于享受自己的收入而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置诸高阁，不可能有真正大的发现。所以严格地说，真正的科学家是没有太多时间从事享乐的，钱多了对科学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除了把它用于科研条件的改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保证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生产条件，比较好的生活条件。至于享乐，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

总之，一方面，现代化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最高目标；但另一方面，科技竞争和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使这种目标成为空想，因为竞争本身是工具性的，人只不过是竞争的工具。在这种竞争的必要性下，个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合理化了，并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而人文精神在其种程度上的衰落，或在某种程度上的快餐化是不可避免的。最近，西方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这不是杞人忧天。

1、首先是必须澄清一些认识的误区。

（1）只看到进步，忽视或低估人文精神受冷遇的程度。我们前面曾讲过，这两种发展趋势是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的表现。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2）另一个误区是把文明看成是文化，把公民教育看成人文教育。我们都知道，现代科学技术是离不开文化的发展的，比如，一定的法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它所要求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往往是有距离的，与科学技术关系最紧密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人文精神，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不久前，我国有人写了一篇“小”文章，对“文明”和“文化”进行了区分，很有道理。这篇文章讲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讲文明和有文化是两码事。“桃花源”里很文明，那儿“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但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没有文化。文章还提到，这是香港资深出版人陈万雄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谈及香港现状时就强调“讲文明不等于有文化”，因为文化在那儿有一种“边沿化”的趋势。[27]这里，“文明”指的是科学技术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及其实践，其直接作用是保障物质追求有序进行，是广义上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这里讲的文化，指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完美为最高目标的追求，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但又超越纯粹物质追求的精神追求，相当于本文所讲的人文精神。举个具体的例子：遵守交通规则是文明的表现，是科学发展和文化发展都不可缺少的；但是否坚持用人性化的目标来制定交通规则那是有很大区别的，至于人文精神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完美的追求，对科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从这种观点看，把人文教育等同于公民教育，是一种真正的误解。现有的公民教育最多也就是一种“文明”的教育。文明并不排斥人道精神，但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并不怎么关心，一个“好”公民不一定就是具有深沉的人文精神的公民。人文精神首先体现在对人的价值、对人类或对生命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人的独立自主和追求完美的肯定；而公民教育是不同的国家或社会都需要的，其目的就是使他或她适应于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工作和生活，其功能与过去社会的“臣民教育”是一样的。

（3）还有一种误区是悲观主义的，即认为在现行社会大趋势下人文教育没有什么用，无法扭转道德沦丧的大趋势。这也是不对的。我们要这样来考虑问题：为什么学校教育中要设历史这门课，即使这门课现在普遍得不到重视，但国家的教学大纲中设这门课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希望它达到一定的目标。历史教育有多种目标，但就我们今天的议题来看，它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培养人文精神。

2、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坚定不移地在历史教学中贯彻人文精神教育。在中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的不仅仅是历史课，语文、政治等都承担着这方面的任务，但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不仅爱自己的祖国，也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民；正义感，因为我们讲历史上的战争特点强调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宽容精神，因为历史往往把整个事实，把历史上的诸多教训摆在学生面前，因而历史往往会让人变得更加冷静，更加宽容；求知欲，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求知与谋生有关，但也不能强调学任何知识都是为了有“用”，即可以赚钱，而是要强调掌握知识首先是为了人自身的修养和完善。

关于在教学中如何贯彻这种精神，我没有经验（我只有一些教大学生的经验）。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大约10年前，我让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做一个题目：谈谈你对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恐怖的看法。结果有95%以上的学生都在作业中强调恐怖措施如何如何有必要等。我在讲解作业时向学生们感叹说，想不到我教出来的学生都这么“残忍”。因为对革命恐怖也是需要进行分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强调，1794年春天以后的恐怖并非为革命所必需，是罗伯斯庇尔失去方向的没有任何历史意义的行为。最后，我还得指出，我们在教学中坚持这样做，并非我们思想特别好。我经常向学生指出，我们在整个社会分工中承担的就是这份工作。我们与企业家不一样，企业家只要做到依法发财，他们就算是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他们在此基础上行善，那是在高层次上的一种追求）；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拥有这种精神，当然同时也让他们学会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等。如果我们这些在社会分工中处于这种地位的人都感到束手无策因而无所作为，那我们就没有履行我们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责任。

 

 

经济危机是现代社会的家常便饭。西方是资本主义的故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产物，所以从19世纪以来，经济危机几乎是欧美国家的家常便饭。通常认为，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这种危机就经常造访西方国家，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都有发生。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危机更为频繁，直到走向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均与经济危机有关，或者说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在众多的危机中，美国人特别把1837、1872、1893、1907和1929年这五次经济危机称为大萧条。[2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照样不能避免危机的袭击。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后至前苏联崩溃期间，西方经历了四次普遍性的危机：1948-1949年、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29]历史老师应该向自己的学生讲解经济危机是怎么一回事，这首先又要求自己对经济危机应该有一个较好的了解。当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我们不可能像经济学家那样讲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作为老师我们也应该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我们还可以补充有些人只看当前不看过去的不足之处。毕竟，当前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从这一方面讲，历史家讲经济危机还是有自己的长处的。

       我们都曾在政治课上学到过，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这种生产必然是无计划的。由于无计划生产，加上竞争，必然造成产品相对过程，也就是货太多了卖不掉，所以发生经济危机。这里的卖不掉，不是说老百姓真的消费不掉，穷人因为无钱买，所以说产品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如果把“卖不掉”的商品交给穷人，那么也不存在产品过剩的问题。这是我读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总的来说是对的，但也有一些不太恰当之处，比如，有的过剩的产品即使分给老百姓也分不完，因为实在太多了，除非一些人拿回家后让它们自行腐烂掉。比如，一些地方的桔子、大白菜，当地实在吃不掉，运出去的话还要运费，价格也上不去，所以不合算。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过这样的提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朝代的地方。”他们接着还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30]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那就是：

资本主义的生存就基于追求无限制的扩张，或者说是绝对增长，所以产品相对过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工厂主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可能不考虑到产品是否过剩的问题，但他不能因此而不生产，不会因此而不扩大生产，因为他总是相信自己有比其他人更多的办法，或者他总是心存侥幸，觉得能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当然，就某个资本家来说，他的产品卖不掉，他明天可能减产或停产，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只要比较多的人能把产品卖掉，大部分人都会继续生产，直到终于有一天大部分人的产品都难以出售了，经济危机就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市场经济下的生产，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市场经济必然会有经济危机。今天的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形式，当年的各种规律依然在发生作用。

由此引发的是资本主义总是在不断地扩张，包括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的扩张。因为大家都希望有更广阔的市场，同时还可得到更多的原料。广度的扩张就是向全世界的扩张，从地理大发现以来，这种扩张一直在进行，从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有时扩张的强度大一些有时小一些。这种扩张是与工业革命的步骤一致的，三次工业革命表现为向全世纪的三次大扩张。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跨国公司，而战后掀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跨国公司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全世纪扩张的主要手段。也正是这种广度的扩张，把发展中国家一批批地卷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中，迫使它们接受西方资本的统治，同时也迫使它们通过追求发展来拯救自己。这当中，成功的国家只是少数。与广度的扩张同时进行的是深度的扩张。所谓深度的扩张其实就是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带动产业升级。因为当西方发达国家在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扩张的时候，它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生产技术和资金往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起相应的产业，这些产业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加入与西方母国的同类产品的竞争，所以发达国家在输出自己的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时候，必须同时发展起更高或更新或更尖端的生产技术，使自己始终在世界生产的链条中，也就是在世界生产的分工中处于核心地位，使自己的生产技术永远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一个或几个档次，这样它们才能牢牢掌握世界生产和销售的主动权。

造成这种广度和深度的扩张的动力是竞争，也就是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追求绝对扩张的动力。对发达国家来说，最主要的竞争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然后才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你们可能要问：这种竞争有可能停下来吗，即大家都老老实实做自己的生意，但不要竞争得太过分。不可能。因为谁也不敢停下来，谁停下来就会倒霉。你如果在若干年内不从事扩张（广度的和深度的）努力，你拥有的生产设备就可能变成一堆废铁。德国统一前，东德是当时苏联集团中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即使这样，两德统一时，人们发现，东德的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这意味着，东德的大批设备已是一堆废铁。你不想干事，又想保持财产，只有请职业经理帮你经营，或把工厂卖掉坐吃利息。这里，你原有的东西一定要经营才有可能维护原有的价值（暂不说增值）。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在这条铁的规律面前，发达国家如果不设法提高自己，它们也存在沦为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不断往深度扩张也有身不由己的因素。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也就是现代世界市场的发展机制。这种机制是在西欧中世纪里慢慢发展起来的。我在《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动因问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8年11月上半月刊）中讨论过这种原始状态的竞争正是地理大发现的原因。没有这种“竞争”是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实际上我们老是讲资本主义什么衰落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命运就看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对增长的无限追求引发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这我们在上一个问题中已经讲到过了。大体上是不断地产生危机，造成大量浪费；竞争加剧，人文精神被置之脑后；而资源的浪费和大量利益，自然环境的破坏又造成了环境危机，把地球置于毁灭的边缘等。我们的发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谁都不能停下来，谁停下来，谁就可能落后挨打。现代世界的这种发展机制是极其可怕的，谁都不敢违背这条规律，但另一方面其造成的弊病又是如此巨大，所以大家又不得不讲“可持续发展”，因为不这样讲的话，最近的将来或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的发展就会因环境和资源的问题而“破产”。但不管你怎么说，许多国家都还是在拼命“发展”，只要这个世界还能继续运转，大家都还是遵循发展为先的原则。只有到危机来临时，大家才会匆匆忙忙地开始应付危机。当然，经过长期的教训后，西方人在经济繁荣时也经常在提防危机，但现在我们知道，那种“提防”的科学性很值得我们怀疑，因为发展的冲动实在太大了。

危机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等。但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双重的，即一方面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威胁着资本主义的生存，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现在的眼光看，以往的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的威胁都不太严重，它们的发生并不是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标志，因为危机后它总是走向新一轮的发展。实际上，通过危机，它消除了一些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落后的东西，比如淘汰一些落后的生产力，然后通过竞争进入新一轮的繁荣。进一步的观察还能发现，紧随着危机而来的是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动力，往往来自新生产力的投入使用及国家或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所以，至少在19世纪里，可以说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实现发展的方式之一，舍此它就无法达到淘汰旧的、落后的生产力的目的。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分析，就当时的西方各国来说，它们走出危机的方式颇值得我们注意。大体上讲，有这么几种：

1、首先是稳定。政府为稳定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穷苦百姓的基本生活，启动内需，增加就业。这是西方国家发展史上常用的抗危机的办法。早在1848年革命中，法国的临时政府就曾成立国立工厂，当时巴黎加入国立工厂的失业或无业的劳动群众曾多达12万人。不管他们原来的职业如何，他们都参加修桥铺路、扫街种树等工作。法国临时政府还通过一些规定，如不超过10法郎的典当物品均归还主人（这种物品一般都是贫苦群众的生活必须品），废除中间包工，劳动时间减少一小时（巴黎减至11小时）等。此外，还规定取消零售酒税，废除旧日因无力付清债务而产生的民事拘禁。[31]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尽可能使普通劳动人民和小有产者能够生活下去。此类措施在以后的危机中日趋成熟，最典型的举措可从罗斯福新政中看到。但从源头上看，这些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

2、其次是谋求提高。通过改善管理和提高科技水平，促使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来渡过危机；同时在保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19世纪下半叶，危机频繁袭击西方各国，但这并不妨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汽车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及托拉斯、康采恩等许多新的企业组织和管理方法都是这个时候兴起的。某种程度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看成是对危机作出的积极反应。股份公司的大规模扩张和普及也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这时开始全面形成。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发展和大动荡的时代。在一系列的危机中，旧的、落后的、弱小的因为危机而破产了，但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西方国家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工人的生活条件和政治、社会地位开始得到改善。比如，工会和政党开始合法化。

可以说，19世纪末和二战后的发展，均可见到这两方面的强烈影响。

3、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上面的一些措施也可归结为寻找新的增长点。这种新的增长点有时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有时通过企业或发明家有意无意的创造来实现，但也有的时候是偶然发生的。1848年整个欧洲都似乎陷入了革命的漩涡当中，马克思曾想象最先进国家的工人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浪潮。其主要原因，竟然是184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和1850年在澳大利亚默尔本发现的金矿，分别称称之为旧金山和新金山。正是这两个金矿的发现，使1848年的革命高潮迅速衰退，因为大批失业工人和谋求发财的人涌向这两座金山，欧洲变得“安全”起来了。同时受到黄金的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10来年的新一轮的繁荣。马克思曾就此说道，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他还认为其意义比法国二月革命还要大，其带来的成果比发现美洲大陆还要多。[32]

也许,金矿的发现是必然的,但金矿在什么时候发现，却具有偶然性，所以假如这两个金矿晚十年发现，那么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达不到那样的繁荣，可能要更多地经受危机的折磨。不过，像这样的带有喜剧性的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今天大概不太会出现了。

以上几种途径，或多或少都能见到政府干预的影子。所以西方国家历史上渡过经济危机的最基本的办法是国家越来越大规模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我们通常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而这种干预其实是从19世纪慢慢发展起来的。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渡过了众多的危机，他们克服危机的手法多种多样，往往是多种并用。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他们使用这些方法也日趋完善。但总是有危机。不管控制和应付危机的手段多么完善，危机的发生与危机的治理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看来，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不能希望没有危机的市场经济。但有远见的政府，可以适当把危机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谓可以接受，就是在面临危机时，政府有足够的机智和敏捷，使普通百姓仍然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同时经济结构能得到有效的调整，为下一轮的发展做好准备；在较好的情况下，危机期间一个国家还可能保持较低速度的发展。只有安全地渡过危机，才有可能较快地走向新的繁荣。

       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学生，都应该（通过教学和学习）树立起对待危机的正确态度。这对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是绝对必要的，可以说正确对待危机也是一个现代人的必要素质之一。这一工作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着重于如何度过困难，度过危机；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利用危机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先讲第一个方面。

       1、大家抱团取暖，共同分担危机造成的损失，共渡难关。又包括这几层意思：

首先，我们必须坦然地接受危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你不能希望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经济危机，也就是说你不能只享受市场经济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而完全避免它的坏处，那是不现实的。

       可以说，普通才百姓今天面对危机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了。在二战前的经济危机中，普通百姓受到的保护微乎其微，失业、半饥半饱或忍冻挨饿是危机时期穷人的家常便饭，但二战后，随着西方国家建立起福利国家制度，其他国家也越来越关注危机时期的百姓生活问题，很多国家的普通百姓摆脱了饥饿的威胁。今天我们的国家也已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也制定了有关的政策，所以在经济危机来袭时，我们基本上是能做到衣食无虞的。所以危机时期我们的担心的东西已经大为减少，即减少到担心收入下降和失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已经处于人类所能随的范围内，所以危机来临时我们无需过分惊慌。可见，历史老师有责任向我们的学生讲解危机的历史，同时向他们传授渡过危机的办法和心理态度。我们应该相信：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我们完全有能力应付危机。

       其次，现在常见到一个词叫“抱团取暖”，就是上下同心、共渡难关的意思。这里既指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又指雇主与工人同心协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危机也是可以克服的。这当中，有两个倾向要防止。一个是政府不作为，这个问题人们容易看到，所以比较好解决。另一个是雇主借机转嫁危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弱势群体组织的情况很差，或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组织，全凭别人的恩赐。从原则上看，一定要合理分担危机，也就是雇主和工人共同分担危机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渡过危机。

       2、利用危机提供的机会来发展。危机能为发展提供多种多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化“危”为“机”：

（1）在危机过程中，一些政府平时不敢想或做不了的事情会变得比较好办。比如经济结构失衡，在经济发展似乎很顺利时，政府苦口婆心，费尽千辛万苦不一定办得好，但到危机来临时，很快就能做到。这是因为人类的思想都有惰性，在顺利时考虑危机问题的人总是少数。再者，经济发展顺利，说明有许多人从中得利，这些得利的人不愿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形成一些松散形或紧密形的利益集团，在平时要撼动这些人的利益真是谈何容易。但在危机来临时，这些利益集团也可能面临倾覆的危险，为了渡过难关，它们甚至可能会推动进一步改革。当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反向的运动，即利益集团在危机时抱成一团，靠牺牲百姓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凡出现这样的走向，均是人民缺乏有效组织，力量分散，或政府软弱无能的结果。这种情况最容易酿成革命。看看1848年欧洲革命就可明白这一点。

（2）竞争促进危机的发生，而危机又促进产业升级或产业转型，促进新一代产业和新一代企业家及新的生产管理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涌现。

危机时期，相当一部分发了财的人退出创业的领域，改而专注于享受自己的发财成果；一些默默无闻的新手不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宠儿”或“新贵”。当然，老一辈的创业者中依然会有一些人“与时俱进”，但一代新人的崛起是普遍性的现象。新人的崛起主要集中在新的生产领域。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说，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石油、钢铁、电力、化学、汽车工业等等，这些产业的掌控者几乎全是新人，我们所熟悉的西门子、洛克菲勒、卡内基、杜邦、福特、爱迪生、贝尔等等都是这样的新人。也就是说，新人随新产业一起出现。新人的创造性不仅在于成为新产业的领军人物，而且他们也开创了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生产组织形式。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表明了这一点。对此，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于1903年写下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这篇长文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如果把积累了亿万财富而丝毫不愿也不可能利用这些财富的托拉斯体系的创始人，同那些过着腐化生活的资本家等量齐观，也是不公平的。施瓦布这个精力充沛、工作到了狂热地步的劳动组织者，只是最近才听从医生的劝导而同意休息。洛克菲勒的消化系统坏得只能吃一种特殊的奶制品。他已许下诺言，谁要是能把他的病治好，就酬谢500万元。资本家一旦发了财，往往就离开工作贪图安逸，享用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反之，托拉斯的活动家们却永远是一些献身于自己事业的人，并且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事业而活着。”[33]

 

这里所提到的那些托拉斯体系的创始人中，美孚石油公司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1839～1937）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是当时美国最大财团的首脑。至于另一个托拉斯创始人查尔斯·M·施瓦布（Schwab，1862- 1939），大家可能比较生疏，他是当时美国第二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创始人。拉法格这段话的新意在于：他把“过着腐化生活的资本家”与“托拉斯体系的创始人”作了区分，也就是把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资本家”分成二部分或两种类型。一种是功成身退、专注于享受的有钱人，另一种是无所顾忌的创业者，是一些根本没有时间享受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人。

       所谓“托拉斯体系的创始人”，按拉法格的说法，就是他们不受任何成规和理论的约束，完全凭自己对市场和机遇的把握来创业。他说道：“引起我们注意的还不仅是资本数额的巨大。除此之外，托拉斯一面把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可敬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无情地驳倒了经济学家先生们的坚定论断，同时还有消除竞争，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34]这倒不是说创业者应该无法无天或不要顾及任何理论或预见，像洛克菲勒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是粗鲁蛮干的“幸运儿”，而是殚精竭虑，善于吸收任何有远见的观点或主意的人。关键在于他们不承认任何未经检验的理论或权威，认为一切都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同时他们还认为旧的经验（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过去的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在新的形势下不一定依然有效。对这些创业者来说，这后一点特点重要。

       自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以上特点一再表现出来。可以说，每一次危机（包括战争）都产生新的产业或新的管理或生产组织方法，越是大的危机越会产生新产业或新产业群。在历次危机中，老企业有的折戟沉沙，有的则几经转型而继续保持青春。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十大财团中，现在依然有几个在各自的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

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中，重要的是要形成这样一种环境：新企业的产生和旧企业的升级或转型均不存在太大的障碍；既不存在强大的妨碍新生力量成长的阻力，又不妨碍旧利益集团中的许多人通过更新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如果我们深入观察的话还会发现，那些老的仍然有生命力的企业，留下来的主要是企业名称或品牌，其主要经营者则往往不再是当初创业者的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起自草莽的新一代的经营者的成长是绝对必要的，可见，为新人辈出营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是多么重要。一个社会是否充满活力，这是一条重要标准。在危机时期，能否创造这样一种环境，使新老企业家都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华，是一个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利益集团（包括跨国公司）十分强大，阻碍着新人甚至新产业的崛起，而政府则可能没有能力或没有意识到要为新的创业者营造这样一种环境，这会使国家的发展趋于停滞。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两点。一点是危机为创新提供机会，决不能仅仅理解成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近代以来的各种“危机”，总是伴随着一场场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调整或改革。比如，美国为应对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变革。也就是说，抓住危机提供的机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否则就会无法利用危机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另一点是，上述讲的两个方面往往是一致的。即渡过难关的措施往往也就是调整经济结构，促使产业升级的措施。比如，当前我国实行的各类产业的振兴计划，即是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又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所以，当我们讲渡过难关时，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当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时，要充分照顾到让各类企业和普通百姓渡过眼前的困难。

总的来说，我们对待危机的态度和方法，就是举国一致应付危机，把危机看成发展的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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